中国经济2020:景气度有望回升,动能仍偏弱

中国经济2020:景气度有望回升,动能仍偏弱
在周期性的反弹力量、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外部经济好转三重力量叠加影响下,2020年中国经济景气度有望回升。即便如此,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市场内生增长动能仍然偏弱,经济新老动能青黄不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仍需保持支持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图源 视觉中国 张斌/ 文 在周期性的反弹力量、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外部经济好转三重力量叠加影响下,2020年中国经济景气度有望回升。 但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市场内生增长动能仍然偏弱,经济新老动能青黄不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仍需保持支持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大都市圈建设是激发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关键依托,同时有利于维护短期内总需求稳定,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政策。可以参考以往推进对外贸易的试验区经验,通过大都市圈试验区推进改革。 三力叠加助推中国经济景气度改善 经济运行环境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一是周期性力量正在发生方向性变化。过去6-7个季度周期性力量主要是带动经济下行,未来将对经济景气度做出正面贡献。二是政策环境边际改善。对外政策方面,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不仅有利于明年的出口,更重要的是避免了中美关系继续恶化,有助于稳固投资者信心;对内政策方面,经历了前几年的去杠杆、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隐形债务治理以后,接下里的政策更加侧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外部经济环境边际改善,全球经济同样处于周期性的触底反弹进程当中。 制造业部门筑底回升。制造业PMI、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速、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累计同比增速等指标在经过连续6-7个季度的单边下降以后均开始企稳反弹。从上述指标历史上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来看,经历如此长时间段的单边下行以后,筑底反弹是大概率事件。从行业层面看,制造业中体量较大的汽车板块、电子通讯设备板块的销售同比增速反弹,对整体制造业的利润贡献有明显改善,汽车和电子通讯设备相关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股价也有了20-40%的显著回升。 出口有望弱反弹。不仅是中国,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显现出了周期力量驱动的制造业反弹。过去十多年的经验显示,中国制造业、全球制造业、全球贸易和中国出口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紧密关系。中国和全球制造业反弹背景下,中国出口将从中获益。 消费温和增长。汽车和5G手机消费有望成为两个亮点。汽车生产和销售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经历了深度下行调整,目前汽车销售的同比增速持续回升证实了趋势回归的动力。汽车已经告别高增长时代,但未来两年有望保持正增长,对消费的负面拖累下降。中国对电子通讯产品的消费需求旺盛,5G手机有望成为明年新的消费亮点。近期中日韩台通讯半导体行业生产链上的价格和产能复苏,为接下来密集推出的5G手机备货。尽管汽车和手机两大非耐用消费品销售有望改善,然而从消费增速的长期轨迹来看,非耐用消费品起伏波动对消费增长的影响不会很大,难以改变近十年来消费增速的逐年递减趋势。 房地产投资面临下调压力。在部分大型房企大幅让利促销的刺激下,2019年房地产销售情况好于预期,2019年商品房销售预计17亿平米,与2018年大致持平。商品房价格和销售不景气的环境下,2018-2019年商品房新开工面积一直保持了高增长。历史上商品房销售对后续房地产新开工面积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当前新开工面积相对于销售的背离对未来的商品房新开工带来了压力。土地成交面积也是预测未来2-3个季度房地产新开工面积较为可靠的指标。今年下半年以来土地成交面积大幅放缓至负增长,预示着未来房地产新开工情况不佳。根据“2018-2020新三年棚改攻坚计划”,2020年的棚改规模约600万套,比2019年增加300万套,拉动新开工增量约1.5亿-1.8亿平米,这会对明年房地产新开工和投资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稍有起色。经过持续8年的持续下滑,目前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下降到2.6%的低位。在制造业景气度回升的激励下,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不会再进一步下滑,但也不会看到大幅反弹。本轮制造业反弹更多是存货意义上的调整,还不足以给制造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带来信心。中国经济正处于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阶段,制造业普遍面临市场竞争加剧和销售预期不佳状况,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难有起色。 经济增长动能青黄不接,仍需保持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 经济景气度即便改善,市场内生增长动力依然较弱。2019年是房地产超预期表现对冲制造业下行,2020年可能是制造业弱势反弹对冲房地产下行。从量级上看明年市场内生增长动力改善不会太多,市场内生增长动力整体依然较弱。 内生经济增长动力较弱,直接的原因是支出意愿不足。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冷的时候长,热的时候短,这与2003-2011年之间的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形成鲜明反差。这个现象背后的直接原因是市场自发的购买力不足。全社会广义信贷决定了全社会的金融资产增量,是形成新增购买力的支撑。过去企业部门的信贷增长有力地支撑着广义信贷增长,也支撑了全社会购买力的增长。2012年以前全社会广义信贷增量部分超过百分之五十来自不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企业。2012年以后,企业广义信贷大幅下降,全社会广义信贷增量部分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来自企业。企业广义信贷的下降大幅拉低了市场内生的广义信贷和购买力增长,这带来了市场内生的购买力不足,也带来了对政府支出扩张的需要。 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增长动能青黄不接,缺乏新的增长点。2012年之前正是中国经济工业化的高峰期,以钢铁、煤炭、化工、装备制造为代表的重资产行业处于发展高峰期,企业盈利和投资意愿强,广义信贷供求两旺,带动全社会金融资产和购买力快速增长。2012年以后,资本密集型工业自然减速,旧经济增长引擎减速,然而新的引擎未能充分发力。企业信贷的大幅下降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 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的稳定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保障。给定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在当前新增广义信贷中占比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事实,一旦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的债务扩张有显著下降,广义信贷、全社会购买力和经济景气度会立刻大幅下降。2018年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当前阶段仅凭市场内生的力量远不足以支撑足够的信贷增长和相应的购买力增长,不足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避免短期内宏观经济大起大落,保持全社会广义信贷和购买力稳定增长,需要落实在保持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的稳定增长。 仍需保持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尽可能地采取兼顾短期内宏观经济稳定和培育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财政支出政策,也需要激发市场内生信贷需求和减少债务压力的货币政策。在市场内生增长动力较弱且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背景下,政府对经济的支持政策切勿轻易退出,避免轻易退出后经济二次探底和政策再次被迫大幅介入的风险。这一点无论是中国还是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年都有经验教训。 立足都市圈建设,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随着收入提高,中国家庭需求从一般工业品和食品转向了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包括更高质量和更加个性化的制造业产品,也包括医疗、教育、科研、文娱、科研等行业,这些都是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国正在经历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支出结构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转型,这些都是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共同现象。高收入国家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只有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需要依托于大都市圈发展。大城市相对于农村和小城市,在创造和传播知识方面有着巨大优势,是提升人力资本和提高生活水平不可或缺的依托。大都市圈提供了低成本在大城市生活的机会,让更多人走近大城市。从高收收入国家的城市发展经历来看,大都市圈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普遍选择。以都市圈建设为契机,将为我国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 我国的都市圈建设还存在着众多短板。其一,交通基础设施和相关的管理和服务不够完备。与东京、纽约这些大都市圈相比,中心城区到郊区的通勤不够便利且时间过长。其二,都市圈房价过高。国际大都市中心城区房价虽然很高,但是城市外围的房价有非常明显的下降,处于中等收入家庭可接受范围以内。中国大都市无论是中心城区还是郊区的房价都远远超出了中等收入家庭可接受范围。其三,服务跟不上。公共服务明显落后于中心城区,基础教育、医疗、文娱等服务也有很大缺失和差距。这些短板制约了大都市圈发展,制约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制约了人力资本行业的发展。 补上大都市圈建设的短板,需要落实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保障大都市圈基础设施建设低成本、长周期资金来源。地方政府一般债远不足以满足公益和准公益类的建设资金需求,需要灵活运用专项债,扩宽融资渠道。需要引以为戒的是不能再借助影子银行为公益和准公益类建设项目融资,这是近年来中国金融风险上升的主要根源。其二,保障都市圈的住宅用地。都市圈范围内不必要求有农业用地,也不必要求工业用地比例,充分保障都市圈的住宅用地才能有效降低区域内的住房价格。其三,政府和市场一起努力,改善服务。政府要负起一般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且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基础教育、医疗服务、文娱等服务的供给。 建设大都市圈需要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一个可供参考的做法是效仿过去的试验区经验,试点大都市圈试验区,试验区要对区域内的地方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各种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对服务的各类管制政策有高度自主权。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重心的变化,建设这种试验区的意义丝毫不弱于此前推动中国制造业和外贸发展的试验区建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编辑 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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